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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蒋平畴] 写意释怀 生生不息——中国书法艺术生命的思考
作者:蒋平畴(教授/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) 加入时间:2004-12-31 23:09:33 点击数: 评论

      中国书法艺术,异彩纷呈,有读不完的形态,让我们探赜索隐;有道不尽的意韵,教我们钩深致远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一)

  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之后,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大古老民族,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、迈大步,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,在这四大国度里,人们唱起歌来,并将之纪录在文字里而流传到后代。
  这是闻一多先生在《文学历史动向》一文中约略说过的话。在这世界文明征记里,中国书法于闻先生所讲“猛抬头”之时,业已开始承载着华夏文明而一路铺展。它源远流长,既保持历史本色,又由于充满创造性的活力,每一时代都赋予其当代意义,因之,人们说它在几千年中华文化里成了活标本。它以汉字为依附,以独到而从宜的书写方式,敷衍出万千气象,呈现了别样精神,在其所形成的艺术世界里,似乎简简便便的这一笔那一画,经过微妙的整合,居然能够凸现出中国人尊崇的美学极致,蕴藏着可以教人无穷回味的智慧。这智慧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沃土中,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奇妙手法,展示了以人文精神和灵魂的传统艺术特质,有着说不清,道不完的“无限”,一丘藏曲折,缓步百路攀,实在有着太多的斑斓与瑰丽。那感觉方式、思维习惯、心灵境界仿佛那么恒定、悠远而神秘,但又这般多采、自足而亲切。历史的进程尽管此起彼伏,但它都在不断构筑美的殿堂,成为安顿人的心灵的港湾,这对于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来说,“都有一种回家感觉”,宛然黄河之水在心中流淌,抽之不去。
  也许我们今天去观照一个完整的传统书法世界的时候,好象所曾拥有的文化特征已经在“淡隐”,但这土生土长的书法,所一直具有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还在沿传,这个艺术世界,还会成为中国人赖以坚守的精神家园。在这个精神家园,人们可以潇潇洒洒,或因寄所托,释放忧伤,或取诸怀抱,享受喜悦。然而,一个真正的实践者,欲明就里,探出其虚实幽微,作出相应判断与抉择并有所拓展,也绝非易事。要知道书法精神在当代意义下阐释,如何使其转化为自身的再造与自我认同的再生资源,既需勇气,又需毅力。要在深入的思考与不断价值求索中,酝酿成蜜,锻炼成金。清人刘熙载不就这样说过:“写字者,写志也。非志人高士,讵可与言要妙。”①志人高士,往往都具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倾向性。诚然,这一个倾向性不是一时冲动,也不只逗留于主观见解,而是综毕生之生活经验、文化教养与时代风尚而成,这必须不断地积累,而在这积累过程中,无论研习还是创造,应当具有自己的坚定的信念与饱满的激情。
  明人袁中道说“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,有作始自有末流,有末流还有作始。”②在书道上,或囿于末流,或勇于作始,或互有转化,具体分析原因,有各方面因素,若统而观之,乃是各自具有的那一种倾向性的观念在起着决定性作用。毫无疑问,观念容许调整与变换,但在与书法结缘过程中,逐渐形成怎样的一种观念则不可等闲视之。作始观念或许有点俗,也不必犯愁,处理得好,也许能大俗即大雅,关键在于要具有一定倾向性,坚持了,比始终没有一点自己想法的好。当代书法,有学院派与回归派,有新古典主义与书法主义,有现代书法与新文人书法——现在用不着就对这些作太多的评头论足,也大可不必争出个孰是孰非,孰优孰劣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这倒是不争的事实。
  理想书法家实际上是理想文化人,如何传薪,何以振铎,任重而道远,“谢朝华于已披,启夕秀于未振”③能够具有纯洁自觉的作始,赋予生气活力,焕彩澄明是大有希望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二)

  如果我们将一个书法家所锁定的理想说成是为了什么,那为了什么必然是理想者的出发点与目的地。基于此,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行程中,究竟要体现什么,让人看到什么,这就要求心中起码有两个着眼点:一性情,二技艺。
  在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艺术里,文字的组合,作为语言文本,其功用与隐寓有其特定的旨归,但从艺术特质而言,表现的是一种情感,与音乐颇为仿佛,无怪人们常常将之喻为“无声音乐”。一帧具有书法艺术意味的作品,作者的心总在跳动,传染着一种情感,体现在作品里的是生命的跃动。千百年来,不断有人从山阴道上“群籁虽参差,适我无非新”的名唱与流水曲觞的“兰亭”遗迹里赢得了快意,书圣王羲之那一种风流倜傥、外美内慧得到了难以忘怀的意会。我们虽然无法在这一笔那一画中找到生命律动的一一对应点,可是一旦心有灵犀,都可以打破时空,如晤对面。因为每一帧属于作者的得意之作,那被虚拟了的真实正是通过这一笔那一画组合、铺展,挽住了时间,留下了心痕。具有真正意义的书法艺术作品,心痕的含金量是真诚。真诚本属与生俱有,然而,由于后天培养与保持的力度不同,以及相关因素差异,人们之间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表现,而体现在文艺作品中,由于各种缘故而产生种种差别,但“真者,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”。④强调主体修养,“和顺积中,而英华发外”⑤,苏东坡不就这样慨叹:“天真烂漫是吾师”,视天真烂漫为一种理想,则需要主体具有高度的入情入理的摄合能力去化解与张扬。用水乳交融的佳构,去体达一种情致,这个情致的真实。被虚拟在作品中,所告诉人的往往会超乎意外,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,”实际上已涵容了这种意外。面对作品,不少受众都喜欢弄个水落石出,好象非此即彼才是最满意的阐释,生怕误解,其实误解也是一种解,由此及彼,迁想妙得,岂不喜出望外?德国音乐家舒曼曾经这样说过:“哦!老天!到底会不会有一天,这些批评家不再喋喋不休地盘问我们想在创作里表达什么呢?你们还是去寻找平行五度,别再打扰我们吧。”⑥说的多好,对挽住时间,留下心痕的书法作品,我们还要问什么?
  体悟中国书法的宇宙意识,是精神世界的一种升华。“上下四方曰宇,古往今来曰宙”。空间感应与时间意识是人的智能和体悟达到成熟的一种标志。“乾坤万里眼,时序百年心”。书法家的笔墨运动,居然能够裁成一相,囊括万殊,渗透着体物入微的观念与联想,于巧智与隐意识之间,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——生命所在,在必然与偶然之间,找到了栖息之地,获得完全可以张扬开来的方式,这个方式的形成,一旦具有四两拨千斤的能耐,那生命的鼓点在作品里就会更加响亮。事实上,作为艺术家,不能没有高超的招数。在当今书坛上,有时人们羞于谈技艺,可是那看似既省力又恣肆,且能极其自然表现的功夫,何尝不是出生入死的千锤百炼才“死去活来”。艺高胆大,才会有意思,援翰濡墨,巨细精熟,远近出入能动静互济,而分行布白,润形生色,寄寓取意能情深调合,这是何等自在,提倡具有这样一种真功夫、活本领,甘苦相知,不亦乐乎?
  具备好技艺,兼有好性情,方不至于枉抛心力,技艺熔铸性情,才能推陈出新。真正技艺与性情的契合,往往不在胜人,而在自胜。应该指出,一个好性情,一个好技艺,切要在于一个“养”字,养浩然正气,得自在工夫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三)

  书法研习与创造,都是实践性很强的活动,在这个活动过程,实践者释放性情,运化技艺,同条共贯着自己的那一个倾向性,究其根底乃是生命的润泽与智慧的开启,这需要不断积累与体验,具慧眼,找感觉,悟门道,是殊难或缺的要点,从实践流程看,这三个要点,是交叉与互动的,容略加分解。
俯仰古今,体察书法艺术意蕴,无论从宜,还是发现,自当不求功果圆满,但能寓赏存精,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。倘在智慧之外美其名曰“创新”,在技巧和实用层次上可能带来某些功利效果,但智慧趣向并不归落在世俗功利上。势利化的智慧在向度上只能称为一种所谓的“聪明”,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人一旦进入聪明圈套,那他的智慧的源头也就枯竭了,而本具有真正意义的艺术生命也就丧失了。的确,“目察秋毫之末者、视不能见太(泰)山,耳听清浊之调者,不闻雷霆之声。”⑦会古通今,违险夷之情,体权变之道,非鼠目寸光者所能为。书法之美妙,犹“物之生也,若骤若驰,无动而不变,无时而不移。”⑧惟具慧眼,才能悉其三昧。所谓“取法乎上,仅得其中,取法乎中,不免为下”,何以“上”,何以“中”,何以“下”,靠的是“眼力”辨识。一个艺术家,没有形成一个独到的眼光,审视面临的一切,所做的将是平庸的。袁中道说的好:“凡慧则流,流极而趣生焉。”的确,有眼力,具智慧,才有可能出类拔萃。
  书法艺术生生不息,所形成美的世界,鸾翔凤翥,云到雨施,有朝晖晚霞,有沧海桑田,涵泳着人的生命形态与情感冲动,统楫着阴阳、刚柔、虚实┄┄,无论面对过去,还是走向将来,都需要我们在捕捉或者发现、酝酿或者传达的过程中,将所把握的万千种感觉集于一念头之间吐纳,或为笔墨所役,“秋毫未合天地隔”,或敞开心扉,“真如天上落将军”。梦笔生花,乃妙手与妙眼所见的一刹间,找到了完美的契合。《兰亭序》因景生情,《祭侄稿》因事激怀,《黄州寒食诗帖》抒写心境,《韭花帖》小叙雅怀,在各自随机性的兴会搦毫中,那种种微妙感觉在心无芥蒂的流程中化解了。如果将他们各属于自己的那一种笔墨感觉,置于各自一生作品作比较考察,我们将会十分惊讶,尽管他们笔墨意味有此一时彼一时的变动或发展,但那感觉脉络中始终萦绕着一以贯之的独特标举的气息。历览书法大家大都如是,在“来不可遏,去不可止”的兴会之时,产生许多意外。一个有所作为的书法家,必须涵育着具有鲜明个性的感觉,才有可能充分张扬自家趣向,在有意无意之间,这个感觉就可能铺衍出意外。
在炼就慧眼,找到感觉的过程中,能否臻入佳境,悟出门道,是至关重要的。
  弘一法师有一次在鹭岛南普陀寺谈书法,曾引用《法华经》一句话,并改了一个字,用之论述书法境界:“是字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”,(“法”改为“字”),在法师看来,世间无论那一种艺术,都是非思量分别所能解释的,离开思量分别才可以体悟,才能达到艺术最上乘境界。无怪他对僧众说“能十分学佛法,写的字也可以十分进步”,可不,“事境俱忘,千山万水,”⑨“信有十分,疑有十分,  疑有十分,悟有十分,”⑩门道何在,指向何方,全由你自己体悟。
  戏剧界有傻把式,假把式,真把式之分,书坛亦类似。能写能悟,以至应目手熟,有了感觉,心精意会,别具慧眼,畅神觉醒,悟出门道,成了真把式,那明灿灿的书法世界,不就“系春心情短柳丝长,隔花阴人远天涯近。”⑾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四)

  中国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中,一直存在着旺盛的创造力,追究这个创造力背后最直接的文化根源,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。在《易传》中所曾提倡的刚健有力、日新盛德、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,支撑过多少人的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。在这个自我实现的人生旅途中,不知要跨越多少苦涩与快乐并存的门槛,理想实现谁不渴望,但事与愿违,随时可能。一入魔道,终身苦海,从艺者对此应有忧患意识,并具备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,才有可能逾越各种障碍。在书道上,各人进取听任所便,但防患未然,戒卑、戒躁、戒俗、戒贪务须一一应对。
  历史上多少志人高士终其一生坚持真理,坚信自己,不折不挠,不竭进取的恢宏气概教人为之动容不已。一个书法家如果能够移用这种进取精神烛照自己艺术发展,就不会患得患失,而是大道直行。当然对于任何一位从艺者,即便是奇才,都无法确定自己能做到独一无二,可是勾画起自我蓝图,不但可以,而且必要,要确立自信,祛去自卑。也许所勾画的蓝图,是个梦,但心中升起了太阳,充满活力,上下求索,义无反顾。很难想象,从艺者一举手,一投足,顾望四惑,心情怖畏,究竟会做些什么。戒卑,则应该勇敢面对,志存高远,“不恨古人吾不见,恨古人不见吾狂耳”,惊世俗,浑是胆,敢与造化争纤毫。
  唐太宗曾说“心神不正,字则欹斜,志气不和,书必颠覆”,还说“书学小道,初非急务,时或留心,犹胜弃日”,无论研习,还是创作,应当心静气舒,古人“书无百日工”的经验总结,讲的是研修书法的长期性,殊难短平快,实在是急躁不得。戒卑乃敢于塑造自己,但探究书法三昧欲速不达,要不断修养,应当戒躁。前人云“书是君子之艺。”⑿君子自信,但不自以为是,五岳之外,别有他山,向内开掘,向外求知,见贤思齐,锲而不舍。书法若一味囿于小技,必陷于泥沼难以自拔,“胸中原有云烟气,浑洒全无八法工”,刘熙载评王羲之书法“力屈万夫,韵高千古”,的确,右军的质朴与文采,劲健与婀娜,雄伟与妩媚,法则与自由,对立与和谐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书法体系,既宁静高雅又潇洒风流,那字里行间殊难找到一丝“躁”的气味。当代书坛,虽不乏急功近利现象,但苦行僧有之,探险者有之,对此已有许多人士开始平矜释躁,静心思考,调整步伐。
  在文艺发展史上,雅与俗天生一对,既偕行又较劲,象书卷气与书本气,象书生气与江湖气。关于书法雅俗话题由来已久,对之讨论,虽不免见仁见智,难以说清,但又不能不说。米芾说颜楷“入俗”,刘熙载则认为“变法出古意”,他们从不同层面阐释得出不同判断,但我们若从颜鲁公一生所形成书法系统作比较,就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。就其楷书而言,早年《多宝塔》偏俗,而晚年《麻姑仙坛记》不无高古,《勤礼碑》显以妩媚,《颜家庙碑》则见静穆,鲁公晚年楷书较之早年,依然有其妩媚一面,但超迈独特面目形成,摒去了原先“俗面孔”,有雅的转化,仅以这三种晚年碑记观之,则又具有雅俗比较的层面,相较之下《麻姑山仙坛记》益觉高古。无怪,康有为评曰:“鲁公诸碑,当此为第一也。”《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》,将之当作字典式看待,诚为可贵,但以书法作品赏析,却只是怀仁和尚集字而已。“集字”较之右军其他传世摹本,虽仿佛亦“字字珠玉”,但其过犹不及之处,却偏偏失却了右军特有的雅意。审视后世奉怀仁集字为楷模而朝夕摩挲者存在不少误区,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。从受众角度审视,初观好看而不耐看者,俗气居多,相反能独迈突兀,不无雅致存。姜白石说“人所易言,我寡言之,人所难言,我易言之,诗便不俗,”⒀书法何尝不是这样。不少时候,俗与雅往往只一步之遥,互相转化亦不鲜见,怎样认定与适从,各有思量,难以强求,但不能不明白雅与俗的倾向性。在书道上,扫除繁芜,绝去庸俗,当是共同愿望。倘若具有超越自我之意识,能高标准,高起点并以精见长,当脱胎换骨,发见风雅。
  游憩流连书法可以抒怀、寄情与言志,波磔萦带,形成一种无限而深微的境界,有内心精神世界情感的回荡,有哲理的思考,愈是深入,愈是用心,愈会感觉因之而带来的温暖与慰藉,既非朝发夕至,也不一帆风顺,乃水到渠成,来不得半点贪图与强求。要有一点苦行僧精神,安贫乐道,要不,许多美好会擦肩而过,因为那激发感兴而龙飞凤舞处,来自于清澈心灵的漫游与碰撞,伸楮授翰,宛然抚琴扣弦,静心弹奏,心声的流露,情性的写照,在这颇为自我体达却恰恰需要一个忘我的艰辛历程,是不胜其欲,还是不胜其心?书法艺术指归是表现自己,但要臻入这个脱化境界,却恰恰要有一个发现自己的历程,没有发现,哪来表现?书坛有各式各样自我表现的喧闹,其实好多是不知道自己适合于何种角色,就匆匆粉墨登场。是天才,更应该珍惜老天赋予,行百里半九十,志于道,游于艺,要戒贪,非人磨墨墨磨人,“敖(傲)不可长,欲不可从(纵),志不可满,乐不可极,”⒁有所追求,有所淡泊,才有可能真正发现自己,通过书法展现健全人生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五)

  书法艺术尽管千姿百态,但对于文与质如何结合,“中和”当如何取向,“观物观我”应怎样疏解,面对经典是拒绝还是接受,怎样运化“临事从宜”这条法则等,都不能不在意,务须一一落实。
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孔子这句话,说的是内在仁德与外在礼义修饰二者完美结合,后代谈论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就一直沿用“文”与“质”。如果从重情,重文,重玄的中国文化大背景下考察,就会发现文质话题与之密切相关,重视亲身感受与人文关怀,向往文采出众与审美精神,讲究言近旨远与寓理于象。基于此,南朝王僧虔不就提出:“书之妙道,神采为上,形质次之,兼之者,方可绍于古人。”⒂从中国书法历史发展上看,魏晋开始业已自觉地从高度上认识书法文字的内涵,讲究点画形质,重视通过“美”的线条表现种种情绪意志。王僧虔对于形质与神采的认识,正是融汇了魏晋以来对于创造书法文字的自觉认识。在这里,神采与形质,即文与质,其所阐述文质的准则与旨归,印合了中国书法发展主流。时至今日,或漫游或开掘,想看出东西,欲味出门道,要写出意思,对于涉及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都得琢磨与深究,文质和谐,形质与神采果能完美统一,古往今来并不多见,乃作为向往与追求的境界,但对于个体来说务必知己知彼,扬长避短,有所不为,才有可为,在文与质的认知与旨归上,既 应展开理想的翅膀,又要有安营扎寨的出发点。
  中和精神,不应简单视为持正和谐,而是一种带着普遍意义的深层的理性精神和表层的关系结构。而在中国文艺里,“中”是实现审美理想的旨归,“和”是实现的手段。这其中有两层很重要的涵义,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。“和而不同”,不是事物单一性累积,而是矛盾统一,能做到谐和自然也就可能达到“中”,而过与不及,指的是应该把握的度。从艺者如何达到,怎样把握,譬如画牛,若仅仅以人观牛,画出来不过是百牛如一,还要以牛观牛,才能够百牛异形,各得益彰。事实上,当我们能够这样理解“中和”精神的时候,就不难发现这个精神背后的哲学根源是天人合一。在书法领域,中和作为实现技进乎道的艺术标准,其实是很难达到。傅山所谓“四宁四勿”的提出,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达不到这个标准而求其次的理念,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傅青主另具的意旨。在书法道路上,有追求,不足为怪,但心追腕运过程,都得斟酌如何和而不同,乃至度衡何以过何以不及。
  艺术离不开人,也离不开物,它与社会在不断变化与改革,经历着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。书法艺术,是一种意识形态,又是一种很特殊的劳作,既有创作主体,又有创作对象,有关人与物的条件,作为主客观统一体,当然不能或缺,对此刘熙载提出二观说,颇有见地,他说:”观物以类情,观我以通德,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,而书之时可知矣。”⒃观我,创作主体要通会个性所在;观物,创作对象要取无定质。落纸云烟千万变,光华豹隐见锋藏。在方寸天地创造美境,延展空间,让情感潜流在变幻的态势中衍化,拓展灵心,向神明变化取法,这实际上已经触及书法的本质问题。这对于我们当今探讨书法艺术仍不失启迪作用,玩迹探情,循由察变,洞识人与物的条件,才不至于持萤烛象,得首失尾,而是与时行止,与时偕行,充分调动起胆识才力,以近知远,以今知古,以所见知所未见。
  中国书法几千年来不断发展,以复古为革新的发展思维模式颇为发达,这种思维模式成果颇丰,但也勿庸避讳,有一定负面影响,如何从历史实际分析和评价,尚有待人们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。在书法发展进程中,无可否定的事实是书法经典文本曾经既是书法生成的依据,又是复古运动频兴的精神资源,迄今面对这一个依据与资源,如何阐释,怎样开发,才具有当代意义,依然是难以回避的课题。时下经典与民间书法引发的争议,实际上牵涉到在书法艺术盛衰正变的价值撷取中而各有取舍的对话。在书道上,扬与弃,取与舍,各具刻骨铭心的倾向性本属正常现象。经典书法与民间书法,在历史沿传中有不成条文的界定,在不同时期两者瓜葛也不尽相同,不能因为其所曾产生的负面作用或不能登大雅之堂而质疑一切,既要冷静对待,也要敢于面对,以切实需要充实自己,不无可以。作为经典,其合理内核需要人们继续推敲、印证,在经典面前并非无所作为,其宝藏,其精华,尚有待我们积极开发与吸取。民间书法,有遗珠,有可待开发的处女地,赖以慧眼发现,并需要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耐,作为书法资源经典与民间有其质的区别,如何开发不能一概而论。变乃万物之源,面对经典与民间书法,难以时间先后论盛衰,关键是我们在吸取或发现过程中,不仅仅是行同趋合或行不合趋不同,而是要采取一种通变的态度,态度决定一切,适与不适,合与不合,唯变为适,动静不失其时,此所谓穷则思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
  东汉崔瑗在《草书势》一文中,提出草书应遵循的最大法则:“纤微要妙,临事从宜。”这是一个足启百代的命题,所阐述的已超出草书范畴。书法作为抒发情感,表现主体个性的艺术,能够以其尽变化之能事的方式待时而动,时止则止,时行则行,传达出情感的律动,是因为主体能把握住唯变所适的时机与时势而众妙攸归。的确,倘对一瞬即逝的时机与时势判断不清,或看不到或抓不紧,创作主体在其腕运过程,就无法出现得势应之、失势救之而左右逢源的情景,更不用说挽起波澜写出幽微了。正因为如此,守住心田尝百味,放开眼孔睹千秋,撷百家所得,登天下之巅,放纵攒捉,雅俗静躁,虚实方圆,溯源知变,一应通会,那又何处不清幽呢?果真这样,“临事从宜”,大概就不仅仅是砚海起波澜的话题了。
  打开中国书法长卷,气象宏敞,经几千个春秋交替,千丝万缕,系华夏百般情怀,古往今来,游弋其间者难以胜数,任凭各行其道,抒写人生,构思生机勃勃的生命形象。当代人于此依然纵情尽力,笔歌墨舞,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我们正在途中,宜勉力,共攀登,放眼将来,冀铸辉煌。

注:
01、16、清·刘熙载《书概》(见巴蜀书社《刘熙载论艺六种》第162、163页)
02、明·袁中道《花云赋引》(见清刻本《珂雪斋集》)
03、晋·陆机《文赋》(见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选》第763页)
04、《庄子·渔父》(见中华书局《庄子集释》第1032页)
05、《礼记·乐记》(见中华书局(十三经注疏)第1536页)
06、德国罗伯特舒曼[贝辽兹的〈威佛利序曲〉](见人民音乐出版社〈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》第86页)
07、汉·刘向《说苑·杂言》(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《说苑疏证》第488页)
08、《庄子·秋水》(见中华书局《庄子集释》第585页)
09、宋·普济《五灯会元》(见中华书局苏渊雷点校本)
10、明· 宏《禅关策进》第一部(见清刻本)
11、元·王实甫《西厢记》(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燕瑾校注本)
12、清·冯班《钝吟书要》(见汲右阁刻本《钝吟集》)
13、宋·姜夔《白石道人诗说》(见中华书局《历代诗话下》第680页)
14、《礼记·曲礼上》(见中华书局《十三经注疏》1230页)
15、南朝·齐王僧虔《笔意赞》(引自上海书画出版社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第62页)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本论文由作者提供《中国书法名家网》编辑刊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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